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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北京 山西 浙江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附反贪局的前生今世明天)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客户端、反贪报告、检察日报、刑事执行,整理编辑:微信公号我们都是纪检人,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

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

《方案》要求,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

试点地区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担当精神,密切联系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试点地区纪委要细致谋划、扎实推进,做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试点地区要加强调查研究,审慎稳妥推进改革,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实现内涵发展,使改革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客户端。



反贪局的前生今世和明天


反贪局是如何成立的?



作者:肖扬;来源:反贪报告


非常时期的动议


1989年5月5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率中国检察代表团出访新加坡、泰国,我(作者肖扬,下同)以代表团副团长身份随同。


飞行途中,刘老叫他的秘书小雷与我换了座位,我坐到检察长身边。


刘复之检察长,是中国政法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抗战时期就曾从事锄奸工作。他平缓沉稳、豁达开朗、机智敏锐、思想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职业革命家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北京地区的局势很紧张。”我刚坐下,系好安全带,坐在左边的刘老就目光直视前方,忧心忡忡对我说。


我知道他指的是4月中旬从悼念胡耀邦相继延续出现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的事。我静静地听。


刘老认为,“惩治贪污贿赂”,“惩治腐败”,“惩治官倒”,只是一些人的借口、陪衬——不过他又认为,经过这一事件后,他相信我们党将会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惩治贪腐。


他谈起了1988年年底,当时一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几句话:


——现在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搞反贪污、受贿,不然很难搞。要有专门手段、专门技术。我们没有一个有力的手段和有力的技术、措施,是不可能搞好反贪肃贿的。


——我们光有制度不行,还必须有有效的机构。不然举报中心受理了很多案子,搞不出结果来,就不起作用。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机构。


——现在又不要搞群众运动,又没有一个有力的机构,这就很难办,很多问题就查不出来,突不破。没有一个有效的机构、很大的权力、有力的措施,就不好办。


——香港廉政公署认为这个人有问题时,必须查清他经济的来龙去脉,我们能不能这么办?


“我当时立即感觉到,这是一种‘大廉政’思想。”刘老回忆说:“原来这一思想不仅在基层有市场,在上面决策层也是有一定基础的。”


“1988年前后,确实有这么一股风,要成立一个大廉政委员会,取消检察院反贪污、贿赂这个职能,交由大廉政委员会或别的什么机构来行使。而这些观点,与我国的政治和法律都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批送了一个《关于检察机关把反贪污受贿列为打击经济犯罪重点的报告》,明确提出检察机关要依法把反贪污、受贿犯罪作为检查工作的重点,列为第一位的工作。《报告》还就如何从整体上评价我们的党和政府,如何看待‘官倒’现象等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


“这位负责同志作了批示:高检院党组对于检察机关过去抓惩治贪污受贿斗争的情况和今后如何进一步加强的看法、考虑是正确的,他表示同意。”


“不过,”刘老继续说道,“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负责同志在思想上仍未明确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时过不久,在一些场合他又说:‘现在是反贪污受贿没有力量,而贪污受贿的人办法很多’,‘腐败现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灭绝,但我们要有强有力的机构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听完刘老讲话后,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惩贪系统机制,突出检察机关的惩治贪腐职能,意义愈发显得重要。


刘老沉思了一下,把头转向我说:“能否在广东先试验一下,在检察院内部设立一个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机构,加强侦查工作”。


我高兴而又坚决地说:“好!出访回广东后,我将全力以赴投入这一工作。”


严酷的现实


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过十个年头。在过去的1988年,狂风巨浪般的抢购风潮,在给人们心头重重一锤之后,留给蛇年的是市场全面疲软,通货膨胀。


通胀是种复杂的“经济病”,但不可否认,法制秩序失控,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丛生,使市场的规则遭到破坏,是诸多因素中,最易为上至决策者下至平头百姓思考和议论的。


1989年4月,某舆论研究所进行了一项面向各阶层人员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物价问题、廉政建设问题是当时国人最为关心的两个热门话题。


尽管“文革”后重建的检察机关,在十年中惩治经济犯罪工作亦有很大成绩,但彼时检察机关的实际情况,与繁重的惩治经济犯罪任务相比,愈来愈不适应。


《山东青年》(1989年第八期)的一篇文章,以“检察官的呼告”为题,用一小部分篇幅,写了检察官们面临的办案装备、经费等方面的困难,这里抄录如下:


“这个含泪的笑话绝非杜撰。”


“在深圳的一家普通饭店,一对油头粉面、珠光宝气的男女要了满桌菜肴,没吃几口却离席而去。邻桌几位正在啃烧饼,喝开水的大汉窃窃私语了片刻,就迅速转移到这张餐桌上来,把这丰盛的菜肴吞咽到最需要的部位。”


“这几位大汉是来自北方追捕逃犯的检察官。”


“由于经费不足,他们晚上住廉价的大通铺,白天就啃烧饼,喝开水。一位检察官追捕到逃犯后,把自己和逃犯铐在一起,火车上没有座位,他和逃犯站了几天几夜,火车到达目的地,他竟昏了过去??”


青岛沧口区检察院检察长也曾抱怨,“每月500元办案经费,还不够办案的差旅补助。1989年3月,沧口区检察院立案侦查16起贪污受贿案,其中万元以上大案十起,外出调查取证两万公里,500元连车票钱都不够,更不用说吃住了”。


除了经费紧张,检察机关还困惑于体制。


长期受“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我们党内有些人轻视法律的思想还未能完全克服,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来自领导阶层的阻力和干扰,使得检察机关难以理直气壮地独立行使检察权。


缉捕罪犯、收集罪证、起获赃物,是反贪的三大难题。


为解决这三大难题,有力的机构、精干的人员、充足的经费和物质装备保障,必不可少——然而彼时,检察机关却无一项可达成。


严酷的现实,如泥潭,拖住了检察官的步伐,时不我待。


邓小平提“临时大政策”


出访回国不久,我就召开了省检察院党组会议,详谈了刘复之要求我们先建立一个惩治贪污贿赂专门机构的指示。党组成员一致认为,目前先集中精力办好这件事。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后不久我们传阅了《邓小平同志1989年6月16日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同志谈话要点》,邓小平说:


“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处理这个问题在减少障碍,可以搞个政策,就是在一个期限内自报、退回赃款的,可以不予起诉,从宽处理。限一个期限,给他一个机会,同时也劝说一下,也可以举报。搞一个临时大政策。


“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因此,这次事件中反对腐败的口号尽管对他们是陪衬,我们也要搞个政策,使这件事能进行得比较顺利,能有结果。这是一个党内问题,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搞一个临时大政策”的设想。根据这一设想,我立即要求当时的研究室主任余万宁结合广东实际,抓紧时间,组织力量,研究设立治贪污贿赂专门机构的具体方案。


7月6日至9日,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长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关于设立惩治贪污贿赂专门机构的具体设想:


“把现在的举报、侦查部门和新增设的预防、情报资料部门一体化,实现举报、侦查、预防和情报资料‘一条龙’作业,并在装备、手段措施方面予以加强。”


我的设想得到与会人的赞同。会议结束时,刘复之又作了指示:“小平同志提出的‘搞一个临时的大政策’,这个问题,中央已要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提出方案。各地也可以研究方案,如果有需要又有条件,可以试办,不必老等中央。待中央大政策出台时,以中央的为准就是了。……广东省提出关于加强反贪污、受贿机构的设想,不涉及修改组织法,我们同意进行试验,要报告党委,取得支持。”


果断去做


回到广州,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

8月10日,广东省省委正式批复同意建立广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局。


8月17日,广东省政府正式作出批复,全力支持广东省检察院建立反贪污贿赂工作局。


8月17日下午,我们将省委、省政府的批复,以及定于第二天挂牌办公、并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具体方案,电传给刘复之检察长。


刘老看了电传后即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方案”的其他内容都可以,问题只有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名称是否叫“广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局”(二级局)。


他加重语气,坚决地说:“这个机构如果不是设立在检察院内,那么和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贪污贿赂等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规定不相符。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设。”


他的意见在“广东省”后面要加上“人民检察院”几个字。广东省委同意了这个意见。


8月17日晚,已写好的“广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局”牌子重新制作,改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其他有关文件、讲话一并重新改写。


1989年8月18日上午。我代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郑重宣布: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正式成立了。


党和国家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利剑”出鞘。




中国检察机关反贪局的来龙去脉 


作者:陈磊;来源:检察日报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加强一线办案力量,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新的反贪总局成立后,职能配置将更加科学,办案力量将进一步增加,领导班子将进一步配强。 


自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反贪污贿赂工作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发展,反贪污贿赂部门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过程。梳理这一历程,有助于了解我国检察机关反腐廉政建设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


前身:经济检察机构


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1979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经济检察厅,地方各级检察院也陆续设置经济检察机构,开展对贪污贿赂以及偷税抗税、假冒商标等经济犯罪的检察工作。这就是现在反贪局的前身。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后,各级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和《决定》,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作为一项重大任务。1985年,最高检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检察工作。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在单行刑法中将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为一类犯罪。最高检根据中央关于反腐败的精神,进一步调整了工作部署,把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列为工作重点,并提出“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办案原则,建立完善了侦查与批捕、起诉分开的内部制约等制度。这一时期,依法查办了一大批贪污贿赂、偷税抗税、假冒商标等经济犯罪案件,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成立:反腐职能逐步加强


1989年,最高检将经济检察厅更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并决定在广东省试点,率先成立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此后各地相继成立反贪污贿赂局。 


1989年8月18日,中国第一个反贪局——广东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成立。 


1989年8月31日,第一个地市级检察院反贪局——珠海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成立。 


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成立后不到半年时间,广东省有18个市级检察院,30多个县、区检察院设立了反贪局。全国有14个省级检察院,55个地、市检察院,100多个县、区检察院相继设立了反贪局。 


1989年9月,最高检在北京召开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会议,回顾检察机关重建以来的反贪工作,要求各级检察院深刻认识侦查工作在反贪污贿赂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完善侦查设施建设,加强侦查队伍建设。为加强反贪工作,最高检于1990年、1992年、1994年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三次全国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反贪侦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部署、工作方法和办案原则等。 


1995年,民盟中央委员黄景钧、温崇真、徐萌山、郭正谊等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成立反贪污贿赂总局的议案,同年11月10日,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挂牌。 


反贪总局负责对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等犯罪案件侦查、预审工作的指导;参与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直接立案侦查全国性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组织、协调、指挥重特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负责重特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协作;研究分析全国贪污贿赂等犯罪的特点、规律,提出惩治对策;承办下级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中疑难问题的请示;研究、制定贪污贿赂检察业务工作细则、规定。 


这一时期,特别是1993年中央作出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以后,各级反贪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把查办发生在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犯罪作为重点,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新反贪总局呼之欲出


伴随着1996年、1997年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相继修改、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确立,特别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相继入宪,以及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反贪侦查在管辖范围、执法要求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使反贪污贿赂工作与时俱进,1999年,最高检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和《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进和规范了反贪工作。2000年,最高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以侦查指挥和侦查协作为主要内容的反贪侦查机制建设。2004年,反贪总局按照“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探索建立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工作进行综合考评的办法。2005年9月,最高检在吉林长春召开全国检察机关第六次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执法观,坚持以办案工作为中心,全面加强侦查一体化、执法规范化、管理科学化、队伍专业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 


这一时期,反贪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统筹兼顾办案力度、质量、安全和效果,积极推进侦查机制改革,采取“抓系统、系统抓”等措施,依法查办了一大批贪污贿赂犯罪大案要案,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反贪总局自1995年设立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力量分散、案多人少、统筹乏力、装备落后等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亟待改革。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正式批准最高检党组提出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整合力量、优化职能,从有利于最高检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有利于强化对下业务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导,有利于破除制约办案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发,成立新的反贪总局。 


新的反贪总局将从级别上强化反贪部门的地位,有利于增强其开展反腐工作的独立性,并在反腐败工作中起到中枢、主导作用,有效协调各部门反腐力量,强化其办大案要案职能。据了解,新的反贪总局成立后,职能配置将更加科学,办案力量将进一步增加,领导班子进一步配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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